2002年，吴旗县（现已改名吴起县）青年杨登科收到了大专录取通知书，可当他兴高采烈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到派出所办理户籍迁移手续时，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如晴天霹雳一般将他击晕：
“你的手续是假的！名字是顶替的吧？”
杨登科听后呆若木鸡：
“开什么玩笑？我这个名字叫了快20年。”
工作人员一脸严肃地说：
“我们没有开玩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杨登科的户口已于1999年8月迁往延安市农业学校。”
看到工作人员认真的样子，杨登科心想，也许是系统出了问题。于是他回到村里，请村委会开了一张证明，这才重新上了户口，也顺利地去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就读。
此后，杨登科慢慢忘记了“假冒”的事，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涯。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三年之后，“假冒”之事再度重演，这次，他受到的困扰更多。
2005年，从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的杨登科，被分配到了吴起县人事局，当他兴冲冲前去报到时，被告知自己是“假冒”的。
工作人员查阅后说：
“‘杨登科’本人已经在乡镇工作好几年了，人家档案里的照片、姓名以及户口信息，都跟你的不差分毫。”
杨登科这才着了急，开始冥思苦想，回忆那个“杨登科”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突然想了起来，在1999年7月，他从延安吴旗县楼坊坪初级中学毕业后参加中考时，填报过延安市农业学校的志愿。
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难道是当年有人顶替他上了那所学校？杨登科家住吴旗县白豹镇杨洼沟门村，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在那个年代，农民收入非常低，温饱都难以维持，养活几个孩子都是问题，更甭说供孩子读书。
父母一共生下了七个孩子，他是其中最小的，为了供他读书，父母的艰难可想而知。
寒门出孝子，杨登科学习非常用功，他想争取考上中专，这样就可以早日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回报父母。
按照杨登科的说法，中考时班主任十分看好他，杨登科自己也充满信心，可谓胜券在握。可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杨登科天天等、夜夜盼，并没有收到他期待的中专录取通知书。
为此他夜不能寐，痛哭失声。
所幸，成功的路还没有完全堵死，除了中考还有高考，上不了中专，还可以继续读高中，等待高考再战。
于是，他在金秋十月中，擦干了眼泪，背起了行囊，带着父母七拼八凑借来的两千元钱，到吴起县中学开始读高中。
这是背水一战，自己没有退路，从此之后，杨登科对待学习几乎是一种拼命的状态。
十年磨一剑，到了2002年，杨登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果然对得起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读，他考上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机电系。
谁知道当他向学校迁户口的时候，被告知自己是假的“杨登科”，当时他报到上学心切，也没有想那么多，到村里重新开证明才将户口迁走，成了一名大专生。
直到3年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单位，再次被告知自己是“假”的，这才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猜想自己八成是中考时被人顶替了。
难怪自己当初的学习成绩那么好，最后却名落孙山，原来是有人移花接木，窃取了自己的学习成果，岂有此理！
这种事不可能是一个误会，因为即使是录取通知书地址写错，收件人写错，收到人想要顶替自己上学还要经过村委会、派出所、教育局等几道关，一关不通过就达不到目的。
出现这样的咄咄怪事，原因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对方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而且“能量”非常大。
想到此，杨登科怒不可遏，他下决心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对方能量再大也不怕，如今已是法治社会、朗朗乾坤，难道还怕他不成？
冤有头，债有主，要想讨还公道，就必须找到顶替者。
杨登科东奔西走，悄悄查到了“真的”“杨登科”的信息：杨登科，本名黄世权，年龄比自己大一岁，户口所在地是甘肃省华池县紫坊乡川坢黄庄村。
华池县和吴起县虽然不属于一个省，但其实两县是近邻，相距不过10公里左右。
杨登科还发现，这个黄世权果然在1999年顶替了自己，上了延安市农业学校。2006年6月，黄世权摇身一变改姓，成了“黄登科”，理由是小时候被舅舅收养。
此后的黄登科是要雨得雨，要风得风，仕途顺利，在2007年，晋升为吴旗县洛源镇政府副镇长。
这些都不是杨登科所关心的，他要的是一个公道，一个说法。
即使他想既往不咎，也无法做到，因为自己已经成为“假冒者”，户口和学历信息无法在人才交流库存档。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县里招工、安置工作，杨登科都与之无缘，只能像浮萍一样四处漂泊，找不到理想的归宿，意味着自己已经走上绝路。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杨登科开始绝地反击。
2005年7月开始，一封封举报信被寄到了当地有关部门。
春去秋来，光阴似箭，一转眼12年过去了，多年的举报信皆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杨登科陷入长期的痛苦绝望。
但杨登科没有屈服，他选择了继续战斗，坚持不懈。因为他对法治社会充满信心，相信公平和正义迟早会到来。
2018年，杨登科改变策略，开始在网上进行实名举报，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为自己讨还公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7月，曙光终于出现。
吴起县当地有关部门下发了立案通知书，宣布对黄登科立案调查，调查期间暂停他一切职务活动和工作。
面对确凿的证据，黄登科无可辩解，在同年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这与杨登科期待的结果，相距甚远，杨登科始终没有等到黄登科哪怕一次道歉。
不仅如此，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过程中，他还受到了对方各种形式的恐吓威胁。
黄登科还到处散布谣言，说杨登科是得知自己当了镇长，才开始起诉，目的无非是想狠狠地敲诈自己一笔。
对此，杨登科无法接受。
为此事奔波十多年，杨登科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付出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遭受的精神创伤更是无法估量。
“始作俑者虽然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是，谁又能来为我被耽误的大好年华来买单？”提及此事，杨登科心力交瘁、愤愤不平。
2018年10月，在有关部门对作出处分3个月后，杨登科一纸诉状将黄登科父子告上法庭。
杨登科认为，该父子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取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户籍资料、学籍档案，盗用自己的身份上中专并获得工作分配权，侵害了自己的姓名权、受教育权等权益，给自己造成极大损害，应该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杨登科的要求是被告要进行赔礼道歉，并赔偿自己183万元。
与此同时，杨登科还将原延安市农业学校、吴起县白豹镇政府、白豹镇王砭村民委员会、县公安局、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多家单位一同起诉至法院。
“顶替一个人去上学，需要过多道关口，有一个单位认真把关，都不会发生此事，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对此，黄登科是作何解释的呢？提起此事，黄登科也是一肚子怨气。
他说当时自己才15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学籍是父亲花了3000元钱从杨登科父亲手里买的。
“既然当初收钱了，后来怎么能反悔？”黄登科振振有词地说。
黄登科还非常委屈地说：“事情闹发之后，我也曾通过中间人转告对方，愿意对其进行50万以下的经济赔偿，但是对方漫天要价，不懂得适可而止，最后没有谈拢。”
“毕业之后，我不是直接去政府部门上班的，而是在外打工一年多，后来我是通过正规渠道应聘到乡镇单位工作。因为这事，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多年，所有心血，付诸东流。”说到这里，神情沮丧的黄登科认为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
黄登科还说：“杨登科找不到工作，是他在大专毕业后没有通过县上的考试，跟我的顶替没有因果关系，怎么能怪到我头上？”
对于黄的说法，杨登科不以为然。
“如果是我父亲当年把我户口卖给了他，黄登科已经拥有了这个户口，可以任意使用。既然如此，2003年，黄登科为什么要把在甘肃的户籍信息以死亡名义注销？”
“从那之后，黄登科事实上就成为黑户，直到2007年他当上副镇长时才重新上了新户口，这显然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关于对方“漫天要价”之说，杨登科更是不敢苟同。
“申诉多年，上访的路上，我连鞋子都磨破了几十双，遭受的歧视和粗暴对待更是难以言表；至于经济损失，光是路费就花掉30多万元，加上造成的误工费，50万显然很少，对方竟然说得如此轻描淡写。”杨登科鄙夷地说。
“更有甚者，从2006开始，黄登科的父亲曾经隔三差五开着铲车到村里去恐吓我父亲，给老爷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惧。”说到这里，杨登科眼眶湿润了。
这还不算什么，因为讨公道，杨登科维持4年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前妻是大学时的初恋，经过6年马拉松式的恋爱，两人在2008年举行了婚礼。但是，因为持续申诉，杨登科没有经济来源，还落得个债台高筑，家庭实在难以维系。
妻子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他放弃告状，杨登科不甘心，因此，两人终于分道扬镳，在2012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杨登科觉得，如果冒名顶替的事未曾发生，他的人生肯定会跟现在不同。
“现在呢，非但没有正式工作，老婆也离婚了，我现在月工资不到4000，工作也不稳定，有时候一年换一次工作，不是卖电脑，就是卖保险、卖汽车。”
因为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不惑之年的杨登科如今还是孑然一身。
总之，他认为183万元的民事赔偿并没有多要，这么多年的辛酸和精神损失，不是金钱可以衡量和弥补的。
除此之外，杨登科认为相关部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从基层到学校，冒用一个人的信息需要过多道关卡，把好每一关的话，这样的事就不可能发生。所以在起诉黄登科的同时，才将多家单位也一并带上。
黄登科始终认为，是杨登科在得知自己当了镇领导后，才跑来找他索要赔偿的。
2020年2月，吴起县法院一审判决下来了，杨登科败诉，法院对其各项诉求不予支持。
判决的依据是：1999年8月，黄登科的父亲黄耀明和杨登科的父亲杨志安，经过中间人撮合达成了交易，将当年杨登科考上延安市农业学校的通知书和其他资料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黄登科。
因为两人的交易是非法的，由此造成的损害，法律不予保护。
黄登科这一方买学籍固然违法，但前提是杨志安愿意出卖，同样也是过错方。
法院认为，杨登科的损失与黄登科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黄登科在事业单位的工作是考试应聘得到的，并非国家直接分配工作。
而且，由于出卖学籍属于非法交易，即使“拨乱反正”，杨登科也不能继续读取中专并享受当年安置工作的政策待遇。
因此，法院的判决无可厚非。
然而杨登科对这一判决结果不服，他觉得父亲卖学籍的说法是黄的一面之词，没有旁证，父亲在2016年已经作古，死无对证。
他认为，父亲卖学籍这件事有违常理，不符合事实。自己因为负担不起高昂的高中和大学学费，才决定走捷径报考中专，这样可以尽早分配工作、减轻家里负担，或许也可以走上与黄登科同样的仕途之路，自己又为什么会舍近求远卖学籍？
当年为了读高中，光是借读费就交了近2000元，家里以3000元的价格去卖学籍，不合情理。
杨登科总结道：“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家破人亡（父亲就是不胜其扰，才患病撒手人寰），如今我进退两难，不上诉，我死不瞑目，上诉吧，却已经一贫如洗、难以为继。”
面对自己已经被阴差阳错彻底改变了的人生，杨登科还在挣扎，他想要的结果，不知道何时能够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