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新建立的新疆分局社会部部内，黄秘书正在仔细地翻阅着整齐摆放在自己案头面前的一大叠敌伪档案的卷宗，他为了找到当年在新疆直接杀害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的凶手。已经连续工作了好几日，基本上没有好好休息过，但每当他想到杀害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的凶手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就饭不能食，夜不能寐。
正在他准备收拾一下休息的时候，突然之间，在这堆文件之中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于是他兴奋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对自己的上司刘护平喊道：“刘部长，审讯记录找到了！是毛泽民的！”而一直守在他身旁的刘护平一听这话，也兴奋了起来，五步并作三步的迅速向桌前走去，从黄秘书手上一把夺走卷宗，瞪大眼睛仔细地看起来，生怕错过了一丁点的细节。
终于，在复杂的档案之中，刘护平终于确定了一个人——李英奇，他不仅是盛世才的得力助手，更是盛世才最重要的处刑人之一。而他则极有可能是当年直接杀害毛泽民的真凶，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刘护平十分兴奋，立刻通电给有关部门，写明了当年涉案人员的具体特征，拜托各地协助将几人捉拿归案。因为这份卷宗所涉及到的被审讯的对象，他的身份十分特殊，他不仅仅是一位被反动军阀政府迫害致死的中国共产党员，更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毛泽东同志的亲弟弟——毛泽民。
毛泽民，字咏莲，后改为润莲。于1896年4月3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兄弟。假如说，毛主席是一个浪漫的革命家，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情怀。那么毛泽民则是一个替兄长背负理想，沉默寡言的实干家。因为毛泽民的一生都在同金融工作打交道，是毛主席投身参与革命事业的“管家”，也是毛主席坚实的后盾。
众所周知，毛主席在早年就早早地离开了家乡外出求学之，学成之后很快就前往并从事了中国的革命活动。而毛主席的父亲，也就是毛顺生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典型的农民，他一直很反对自己的儿子外出求学以及参加在他看来是“不务正业”、“要杀头”的革命活动。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同样也是为了照顾家庭经济和宽慰老父亲的心，年仅14岁的毛泽民在仅仅上了四年学堂之后就早早的辍了学，回到老家去帮父亲种地、做生意和卖稻谷，而也正是因为毛家有了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毛泽东和毛泽覃二人才有了继续深造学习的钱，同时也让他们的父亲默许了二人的行为，二人才得以继续读书深造。
可以说在当时，毛泽民就是毛顺生眼中最孝顺最听话，同时也是他最喜欢的儿子。因为他温顺忍耐，勤劳敦厚，在识得字后，就离开了学堂，一直跟随在毛顺生身边同他一起学习如何做生意。毛家最早的生意是从做稻米开始的，家里的其他两个儿子都去往了外面读书，于是家里仅剩的毛泽民就代替了剩下的两人挑起了重达百斤的大米穿梭于韶山冲崎岖的山路之间，割稻谷收米粮，牵牛喂牛、养鱼砍柴、以及打打桐油。可以说家里很多的农活，都由年纪轻轻的毛泽民承担了下来，以至于他那双本该像同龄青年人那样充满着稚气的双手被生活过早磨砺的粗糙不堪，也布满了一道道的裂痕。
1913年，尽管大儿子毛泽东仍未娶妻，但17岁的毛泽民已经和同乡的王淑兰完了婚。在毛泽民婚后，毛顺生就将家里大小事务基本全盘托付给了毛泽民，以便自己外出经商。从此毛家上下大小事务都要靠毛泽民王淑兰夫妇二人操办，由于当时的年景不太好，毛家的生活不宽裕，但毛泽民仍然坚持给自己的兄弟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虽然毛泽民已经接手了毛家大大小小的事务，但是毛泽民仍像过去那样帮毛泽东挑着担子，在他那一条宽大的扁担上，一边放着毛泽东在学校的被褥，另一边放的则是毛泽东平常最喜欢读的书籍。而毛泽民也常常放心不下自己在长沙读书的两位兄弟，所以即使是在农忙时节，他也常亲自挑着米粮、带着二人的生活费，从韶山老家专程前往长沙给二人运送物资。这一走，不仅要挑着担子走山路，同时他也要渡过激流的湘江。
那时候的毛泽民穿着粗布衣服，穿着一身农民打扮，由于长时间的劳作，使得他看起来并没有青年人那种应有的气质，加之他的话也不多，同时长度跋涉之下的他满脸风尘，毛家的农活也离不开他的帮助，所以他往往是放下东西就走。在那时，每当毛泽民与毛泽东站在一起，毛泽东的同学朋友们都以为他是毛泽东家雇来的长工。直到后来毛泽东出面解释，才消除了这一误会。
就这样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1919年之后，文七妹与毛顺生先后逝世。父母的离世，使得莫大的悲痛沉重打击了毛家的几个兄弟姐妹，但作为家中顶梁柱的毛泽民他不仅要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料理好父母的后事处理完这一切。同时，他还要顾及到弟弟的学业，和对在外从事革命事业兄长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
1921年，那时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这次他回来，就是为了带自己的两个弟弟参加革命的。回到老家的毛泽东，在给兄弟们做了简单的思想工作之后。作为家中顶梁柱的毛泽民，在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之下，毅然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韶山冲，决心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
因为他的积极表现，加之毛泽东的引荐，毛泽民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将自己从父亲毛顺生那里从小学来的经商知识以及他操持家务的本领运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中，从此他开启了自己波澜壮阔且跌宕起伏的一生。
毛泽民所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是从建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的。时值1922年，易礼容、毛泽民等人前往安源经营路矿工人的消费合作社，毛泽民最初担任的是兑换股经理，后来逐步升任代总经理，最后成为总经理。而初步登上红色财经舞台的毛泽民，第一次登场便展现出了他惊人的经济才能与金融天赋。
在安源路矿工人合作社成立之初，便面临着一个十分常见的难题，那就是合作社内部资金不足的问题。而此时，有着金融头脑的毛泽民想到了自己父亲毛顺生早年在老家创办的 “义顺堂”而毛顺生就以此召集了乡邻们拿出自己的余钱用以投资升值，类似发行股票的方式快速筹集到了资金。
于是他也决定学习父亲的办法，决定面向社员内部发行合作社的股票，以此来快速扩充资金，同时也是为了让工人们更有参与感，以此来达到工人自治，当家作主的目的。因此毛泽民特别规定了每股的股为金银圆5角，采取群众自愿入股的原则。而工人们虽然生活比较拮据，但仍然积极响应合作社内部的号召参与入股，因此没过多久合作社就成功募集到了股金7800余元。
而毛泽民还认为，为了让工人阶级真正的相信党，仅仅只靠党内的思想动员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要解决工人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的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在他们实际生活之中对他们的照顾。为此，为了做好党对工人群众的服务工作，毛泽民时常深入到工人群众的家庭之中进行社会调研，并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不断扩充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从日常生活中必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到衣物杂货，有时也销售一些进步书籍。
而为了提高工人合作社的竞争力，毛泽民还充分借助合作社的内部优势，因为合作社的成员大都由煤矿与铁路工人构成，在他们工作闲暇之时，在武汉、长沙、株洲等各大城市之中采买合作社所需要的物资。让工友们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顺路带回合作社。这样做不仅扩大了合作社所采购货物的种类与数量，同时也降低了合作社的采买成本，降低了物流的运输费用。因此，合作社内部的货物不仅品种丰富，而且物美价廉。甚至许多日用商品的价格比合作社附近的商号还要便宜三分之一多，因此合作社也深受路矿工人和附近群众的拥护爱戴，顺带党的声望也在当地水涨船高。
但工人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严重阻碍了旧商号的利益，为此许多商号的商家开始在私下里结盟，准备合伙对付打击合作社。他们秘密筹措资金，预谋将合作社内的商品抢购一空，之后再准备囤积居奇，等彻底搞垮合作社之后再高价对外抛售。没过多久，敏锐的毛泽民就发现了这其中的蹊跷，而一场斗智斗勇的商战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毛泽民一方面嘱托同志们加大货物的采买量，以此来确保合作社内部商品的稳定供给，另一方面又托人连夜赶制了一批特殊的购物证用来发放给社员，并让社员们凭借这些购物证来购物。这一举措开创了我党历史上最早的限量购物凭证制度同时也成功地堵住了其他商号从合作社抢购货物、转手倒卖的路径。
这些举措不仅保障了合作社的正常经营以及维护了工人的利益，同时也让那些参与抢购、囤积居奇的商人们亏了本，再也不敢开展对合作社的阴谋。而毛泽民在安源路矿工人合作社所领导的这次经济斗争，虽然总体上来看规模并不是很大，但却影响深远。此后各时期我党根据地在经济运行上的管理都深受这场斗争的影响。
毛主席曾说过：“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而印刷厂作为将我党理论成果传播给社会大众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将印刷的内容传播出去。因此，1925年毛泽民接到党中央下达的电报指令，令他前往上海负责党中央的出版发行部的有关事宜。而为了掩护身份保障自己的安全，毛泽民化名杨杰，时而长衫马褂，时而西装革履，常常以自身印刷厂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开展活动。
以风度翩翩的姿态，行走在上海其他各大出版商发行商之间。在经营出版社的过程之中，毛泽民根据现实需要，及时调整申城内的发行网络，同时也四处忙碌，使分埠的外销处延申至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甚至有的远销到了海外诸如巴黎、柏林等大城市。而到1926年，毛泽民接手上海党中央的出版发行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将仅余70元的资金经营到盈余1.5万余元。充分体现了他的经商头脑。
1931年10月，毛泽民前往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11月会议正式开幕，那时中华苏维埃国刚刚成立不久，因此在大会上党决定完善国家机构。而在毛主席的主持之下，各部的部长很顺利地被选举了出来，但国家银行的行长人选却迟迟没有决定下来。最后，经过内部的民主讨论，和多次的讨论之后，鉴于毛泽民同志在负责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和负责上海出版发行部时所表现出来的杰出的理财能力，最后会议一致推举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
初一听到这个消息，毛泽民深感不解，亲自跑到自己哥哥毛泽东那里去向他表示自己这次来到苏区，就是不想再从事经济工作了，他想像自己的兄弟那样，真正走上战场，走到前线去真刀真枪的打仗。毛泽东听后笑道：“莫着急嘛！现在是战争年代，等都到了根据地，怎么会没有仗打呢？你也可以做个带枪的银行行长嘛！就是因为你的算盘打得漂亮，搞过经济工作，所以大家才让你当银行行长。”
经过毛泽东的劝导，最后毛泽民还是同意了担任银行行长。1932年，中华苏维埃国的国家银行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顺利开业，但银行行长却不是大家想象中西装革履带着眼镜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位穿着军装、凸显朴实、与邻家大哥相差不大的红军战士。
在国家银行创立的初期，包括毛泽民在内，这个草创国家银行内仅有五位工作人员，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均没有从事过银行业务，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确是十分艰巨的。因为他们要做的是建立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以此来保证国家银行的平稳运行，从而稳定住苏区的经济正常运转。
这对于毛泽民和其他几人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之中毛泽民是是边干边学，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跟随群众学习，甚至有时也会从敌人手上缴获的资料之中学习经验。也正是在这样的边干边学的环境之下，毛泽民逐渐成为了中央苏区的“红色大管家”。经过他的苦心经营这座中央苏区内的第一所国家银行很快就发展为了革命根据地内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但好景不长，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而在长征路上，中央苏区的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之中。毛泽民同志也再次挑上了自己的扁担，在国民党的追击之下，跟随工农红军一起爬雪山，穿草地，渡大河。但毛泽民同志仍然恪尽职守，在一路上给红军筹措军费，同时也不忘帮助百姓，成功地保护住了革命的火种。
但长征途中的各种磨难，让毛泽民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等到1937年时，毛泽民的胃病越发严重，身体十分虚弱，而限于当时根据地内医疗水平十分有限。所以党中央决定让毛泽民同志前去苏联疗养。于是毛泽民同志取道新疆准备前往苏联疗养，然而就在他刚抵达新疆之后不久，中苏边境突然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鼠疫，两边的交通因此被切断。毛泽民被迫滞留在了苏联，而此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正欲和党中央协商，希望党中央派人才前来新疆帮助新疆本地开展建设工作。因此，滞留新疆的毛泽民顺势担任了财政厅长。
1942年蒋介石在抗战局面稍微稳定下来后，便着手计划开展“剿共运动”，先后于1941年发动了皖南事变等震惊中外的戕害同胞的行为。而为了削弱中共在新疆的影响力，蒋介石决定拉拢盛世才，为此他让宋美龄亲自前往迪化拜会盛世才，以此来达到反共的目的。
而盛世才很快就背叛了，听从蒋介石的指示，开始“清剿”在新疆的中共党人。很快，盛世才就将在新疆政府内部的中共党员和他们的家属分批关起来。同时也对毛泽民和陈潭秋这样的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审讯与逼问。
而李英奇在盛世才的指使下，充当了对毛泽民施行酷刑的行刑者。他在接到这一命令之后，专门在本地招募了一批善于用刑的处刑人，以便对毛泽民同志开展惨无人道的行刑活动。在施刑过程之中，疼得毛泽民咬破了自己的下唇同时也咬烂了自己的衣领。
在行刑的过程之中，他们不断逼问毛泽民，问他是否愿意脱党？以及是否承认中共“分裂中国”的阴谋？对此毛泽民的回答是：“绝不脱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绝对没有违背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因为我就是共产党员。”李英奇等人看见毛泽民还是这样坚定，于是继续开展对他的折磨。
他们将毛泽民送进一个被他们称为“坐飞机”的行刑室内。毛泽民就这样整天被这些国民党反动派用各种下作的手段折磨着。即使在他困了刚想休息一会时，就会立刻就被行刑室内具有刺激性气味的化学药水熏醒。三天之后，在这样惨绝人寰的折磨之下，他再也难以合上双眼休息。
1943年，盛世才收到蒋介石让他前往重庆开会的邀请。为了给蒋介石“投名状”以表达自己的“忠心”，盛世才在出发前下达了让李英奇等人处决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中共党人的命令。而李英奇等人又为了向盛世才“表忠心”，继续使用各种惨绝人寰的方式折磨毛泽民，在这些酷刑之中，有一种被称为“挂炸弹”的折磨方式，是他们最为喜欢的，他们会将极重的土块绑在受刑人的胳膊上，以此来满足他们变态的欲望。最终，在七天七夜无止境的折磨之下，毛泽民同志永远的离开了人世，年仅47岁。
而这些审讯的记录档案，都被隐藏了起来。直到新疆解放以后，才被我党发现。最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刘护平的负责之下，有关部门成功的抓捕了当年的监狱长张思信和直接杀死毛泽民的主犯李英奇。
而直到二人落网之后，毛泽民同志遇难的具体细节才被具体披露出来。毛主席才得以知道自己亲弟弟当年遇害的细节，以及杀害自己亲弟弟的直接凶手。最终，在1956年，毛泽民同志的遗骸才得以重新安葬在新疆乌鲁木齐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让毛泽民同志的在天之灵得以获得告慰。
而正是因为像毛泽民同志这样的革命烈士们的英勇奋斗与无畏牺牲，才换来了今日中国的太平。而在这艰难的创业中，毛主席一家也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与新中国的建立奉献了太多，太多。可以敬称为满门忠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