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计亮
何泽慧（1924——2011），祖籍山西灵石，核物理和高能物理学家，中国核物理、高能物理与高能天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参加我国核科学创业工作的第一位女科学家，何泽慧先生的科学生涯是令人羡慕的。1914年3月5日，何泽慧出生于江苏苏州。父母家族均为科举世家，父亲何澄是早年留日的辛亥革命元老，母亲王季山的家族则是近代著名的科学望族，同时极为重视女性教育。1920年 何泽慧进入其外祖母创办的苏州振华女校学习，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留学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今柏林大学）攻读弹道学，获工程博士学位。1940年到德国西门子工厂弱电流实验室工作，1943年到海德堡威廉皇帝医学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物理研究，发现正负电子的弹性碰撞现象。1946年与钱三强结为伉俪，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工作，得到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与钱三强一起发现并研究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1948年何泽慧回国后与钱三强开创了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专门核物理研究机构。并以此为基础，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后逐步演变为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直到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何泽慧曾是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唯一的专任研究员。1950年以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领导研制成功核乳胶，获1956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她领导成立中子物理实验室，参与了中国第一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建设与实验，担任了原子弹与氢弹研制中的基础性科研任务。1964年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1973年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分管宇宙线研究与图书情报工作。她始终处在科研第一线，领导着关键部门。支持国家的核武器研制任务，培养了众多科研人才，获得了科技界乃至全社会的尊重。1980年她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7年获何梁梁利技术进步奖。
在挑战和磨难面前，何泽慧表现出了高贵而又朴实的科学品质。她自奉节俭，衣着朴素，平易近人，风骨粲然。作为著名的女性科学家，何泽慧早已成为爱国和科学的象征。
家族渊源
灵石两渡何氏，数百年间耕读传家，以重视子弟教育、人才辈出而闻名乡里，是著名的科举、文化家族。一世何立本曾在明成化二年开设学馆，教授生徒，课蒙子孙；康熙初年，傅山先生就曾应邀在何氏设立的“皋比”和义塾讲学。据《灵石县志》载，清代从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灵石共出过23名进士，其中15名（含1名武进士）出自两渡何家，此外还有29名举人，22名贡生，65名监生，74名生员，以致顺天和山西乡试有“无何不开科”之说。
清代何氏在京师和各省做官者近70人，文武齐备。第十一世何思钧，乾隆四十年进士，任翰林院检讨，纂修《四库全书》任总校官。其子何元烺、何道生先后中举，又同年考中进士。何道深，为乾隆二十五年的武进士，曾任皇城乾清门侍卫官，后在贵州与缅甸战役中阵亡，乾隆诏令褒奖，赐以厚葬。与何澄同辈的何乃莹，光绪六年进士，留京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升任顺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与光绪西逃，何乃莹为后站扈从大臣。
苏州莫釐王氏，依托洞庭商帮起家。崛起于明，广大于清，亦为著名的文化家族。始祖王鏊于成化十一年（1475）中探花并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是八股文风的一代宗师。四百多年来，王家子弟共有状元1名，探花1名，进士12名，举人17名。明代有12人出仕，清代有104人出仕。清末，王氏与张之洞等洋务派重臣联系密切，十三世王颂蔚深受翁同龢、潘祖荫的器重，曾是近代教育家蔡元培的恩师。
乾隆五十八年（1793），何氏十二世何元烺、何道生与仕途受挫的王氏十一世王芑孙交好，曾携伊秉绶、法式善等结成“试帖诗会”，为一时佳话，被何王两大文化家族子弟世代相传。
宣统元年（1909），经王鏊十五世孙、晚清最后一科进士王季烈介绍，两渡何氏第十五世何澄与其妹王季山结为百年之好，何家与王家遂成为姻亲。
何澄（1880——1946）字亚农，号两渡村人，别号真山，为两渡何氏第十五世。何澄的幼年非常不幸，三岁的时候，曾在东北为官的父亲何福荃病逝，1894年母亲也故去，他不得不背井离乡，离开两渡跟随大哥何厚吾（字子宽）到了奉天。1902年，经历甲午中日战争和庚子国难的他作为山西籍首批留日学生，自费东渡。先在日本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习语言和农艺（何澄初志在学农，故字亚农），受吴志晖等人影响，思想日益倾向革命，次年改学军事，入振武学堂。1905年9月，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06年，何澄从振武学堂毕业，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被分配到第四期步科学习。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何澄等20余人以留日陆军士官为主体的同盟会成员，在东京组织了一个名为“丈夫团”的秘密组织，也称“铁血丈夫团”，意在归国后掌握清军军权，重点进行北方地区的革命。1909年何澄回国，应邀在清陆军部通国速成武备学堂担任兵学教官，后考入军谘处第二厅任科员。期间结识了任职学部专门司郎中的王季烈，并与其妹妹王季山结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何澄南下，协助陈其美谋划光复上海，任沪军第二师参谋长，蒋介石任该师第五团团长。后因陈“拥兵自雄”，何澄愤然退出军界，从上海回到妻子王季山的家乡苏州定居，在王家的“怀厚堂”附近购地建造“灵石何寓”。1923——1925年间，何澄在苏州开办了小型的益亚织布厂，同时又与政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先后出任山西省党部改组委员、沧石铁路工程局局长、监察委员等职，1946年因患脑血栓在北京离世。
何澄还是一位书画、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张善孖、张大千、叶恭绰等皆为何澄至交。建国后，子女根据父亲生前遗愿，先后将何澄尽其一生购置、收藏的姑苏名园“网师园”（另有附近的房屋）以及名人书画、青铜器、瓷器等各种文物1374件、古籍图书642册、精品印章、印材72枚悉数捐献国家，内有国家一级文物31件、二级文物355件、宝墨12件。
何澄的岳母王谢长达是苏州历史上一代巾帼英豪。她在上海创立天足会、组织“苏州女子公益团”、创办振华女校，为振兴中华教育尤其是争取女性权利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她的影响下王氏家族与何氏家族女性中人才辈出，如王季茝、王明贞、王淑贞、何怡贞、何泽慧等。
振华成长
1914年3月5日，何泽慧出生于苏州市十全街灵石何寓，是何澄与王季山的第三个孩子，她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大姐何怡贞和大哥何泽明。何怡贞的名字随了表姐们的排行，王明贞、王淑贞都“贞”字，而男孩则按何家的“泽”字辈。何泽慧小时候说，哥哥（和泽明）排“泽字”辈，男女孩子要一样，我也要用“泽”字。后来小妹何泽瑛也按“泽”字排了下来。何澄夫妇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同时也非常全面。何泽慧对父亲非常尊重，在她看来，父亲对男孩子比较严厉，关心他们的前途，而对女孩子则不打不骂，甚至有些溺爱。何泽慧自幼不看小说，不看电影，但对艺术颇感兴趣，喜欢在家学画、练字、养花弄草。
1920年，6岁的何泽慧进入其外祖母王谢长达创办的振华女校学习。振华女校致力于争取女性的解放，并培养其能力，使其担负社会责任。王谢长达和女儿王季玉为这所学校倾注了无数心血，办学成绩斐然。在振华女校平等自由的风气下，少年时期的何泽慧得到了全面发展。
学校非常重视英语的学习。聘请外籍教师教英语，数学、物理等理科也采用英文教科书。何泽慧的英语非常好，能阅读英文的文集。她考试有个诀窍，如要求写一本英文小说的摘要，她就用书后的单词编个故事。对于考试，何泽慧从来没有压力，正因为没有思想负担，最终成绩往往不错。
为了让学生将来负担起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重任，成为身体健美和心灵健美的有用人材，而不仅仅外表漂亮的娇小姐，重视体育也是振华女校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何泽慧的壬申级，课间休息时间要到操场上去排球。学校还集体购买了一辆自行车供大家练习。
何泽慧是学校排球队的一员，1931年春她们队参加江苏省运动会，荣获女子排球赛冠军。球场上，何泽慧是唯一一个留着两条长辫子的球员，被同学们称为“双辫将”。
在振华女校，何泽慧的音乐、美术才华得到发展。在《振华壬申级毕业刊》上有多幅何泽慧的书法、美术作品。至今在振华学校（现为苏州十中）花园内还保留着何泽慧等壬申级同学1932年毕业时临别题留石刻，“仁慈明敏，壬申级训，何泽慧篆”字体出入于邓石如、赵之谦，笔画浑厚朴茂、遒劲雄强。
此外，何泽慧还喜欢翻阅报纸杂志，如果看到一些有趣的小东西，她就把这些资料收集下来，写成短文介绍给同学。后来她终身保留着剪报的习惯，常用剪报资料教育子女。
为了让学生们了解外面的世界，陶冶情操，振华女校几乎每年都要组织一次秋游。这类活动让少年的何泽慧她们不但游历了祖国的山川名胜，更体察了民情、了解了社会。
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多事之秋。王季玉认为女子教育应该让学生接触社会，认识当时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严峻形势，激励起广大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学校成立抗日救国大会，积极宣传抗日。我们可以从当时何泽慧《日本陆战队若到了苏州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一文中，看到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对当政者的派系倾轧和软弱无能表现出的愤慨。几年后她大学毕业直奔德国攻读弹道学，就是想为抗日战争做出实际贡献。
清华摇篮
1911年美国以“庚子赔款”在中国建立清华学校，作为留美的预备学校，1926年建立大学部。物理出身的梅贻琦校长有着明确的办学思想，他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为人称道。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特别是物理系，大师云集。如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萨本栋等一批当时国内顶级物理学专家都在清华物理系任职。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与尊重学生的爱好，有相当多的选修课。四年总学分要求132，物理系必修课约96学分，选修课还有38—56学分。
1932年，何泽慧在振华女校高中毕业，分别报考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物理系，都考上了。她后来对记者回忆：“考浙江大学的人又800多，我报考的物理系，他们取的只有我一个女生，你说我的运气好不好？清华大学人多而且特多，一共有近3000人，清华的希望小的不得了！”
“想到北方去看看”的何泽慧选择了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学生。
清华大学的女生本来就聊聊可数，那一年全校中共招收了24名女生，一般各系只有一两名，而物理系这一届入学的28人中一下子来了5名女生。按物理系重质不重量的宗旨，学生根据自己的报考自愿，入学后须经过系主任叶企孙的亲自考察“过关”，能过关的人数比投报人数少得多。而且规定在经过一年的大学学习，凡普通物理不及中等（70分以上）的都不得再留在物理系。这位独生的科学大师又有几分神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觉得女生学物理比较困难，物理系毕业生将来可能要服务战争等考虑，居然主张女生一个不要。
这还不是老封建吗？自幼在男女平等的家庭与力争女权的振华女校的环境中长大的何泽慧挺身而出，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你们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一个性别条件？你当年没有公布，你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呀？没有说女生不能读物理系，所以我们才报了，报了来了，你们又动员我们转系、转校，这个是歧视女性！何泽慧显出性格中倔强的一面：“你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无奈系里只好妥协。她们这一班，第一年28名学生，第二年剩了12名学生，第三年剩了10名（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她终生伴侣的钱三强先生），其中坚持到最后的女生有3名：何泽慧、许孝慰和后来参加革命的黄葳。
在强手如林的物理系，许多学生入学前就大学物理、大学化学等科目，何泽慧一度感觉自己“十二分的落伍”，有些课程的成绩也不是太好。但最终凭着自己的努力她成为坚持到毕业的三名女生之一。不过她对叶企孙等持有重男轻女观念的教授自此怀有成见，甚至曾经真的打算转系，直到晚年扔把叶企孙称作“老封建”。2006年清华物理系召开建系80周年纪念会，何泽慧因骨折住院，会上放映了她的录像，在问候老友之后，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清华物理系越办越好，男女平等”，我们不禁为何先生的较真性格而莞尔。
当然也有何泽慧喜欢的老师。周培源教授是王守竞的好友，就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遇到何泽慧时，总是有一口苏州话跟她聊天。后来到清华任教的任之恭先生则是她的山西同乡，何泽慧大四时选择了任之恭作为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入学第一年的课程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算学和普通物理。普通物理课上，萨本栋用自己编写的中文教材授课，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现代的普通大学物理教科书，在高校中使用达二三十年。
在经过几番徘徊后何泽慧最终决定不转系，安心专业的她很快就感受到清华物理系的学术优势。从北大转来的钱三强曾这样评价两所学校的差异：一是清华政治运动少，学生能专心于学业，二是清华物理系的教授多从美国留学归来，一色的美国教育方式。
给她们班教授大学物理、光学、现代物理的是赵忠尧，叶企孙讲授热力学、气体分子运动和统计物理等课程，吴有训讲授近代物理学，周培源教授力学。“一二•九”救亡运动的时候，周培源为了培养学生应用物理学知识保卫祖国的意识，特意增设了“弹道学”这门课程，以激励青年学生的爱国精神。这不仅使几个学生毕业后能直接从事弹道研究工作，还使何泽慧后来到柏林高等工业学院将弹道学作为自己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
何泽慧的毕业论文选题是《实验室用电流稳压器》，她的论文获得了90分的最高分。
何泽慧在学校生活克俭，从不乱花销，同学们还以为她是贫寒子弟，殊不知这是她在家风熏陶下养成的性格习惯。初入学校时，她并不太善于交际，好在学校里振华校友不少。她依旧保留着那与众不同的辫子，全校女生中也是少有不剪短发而留辫子的，为此，男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辫”。读书之外，她还跟一个德国人学琴。体育方面特别爱好游泳和跳水，网球、排球等都打得很好。
在城里，何泽慧有不少亲戚七伯父、十二叔、四舅、五舅经常打电话让她周末去玩，后来功课一忙，加上进城颇需路费，改为每个月进城到各家请安一次。
临近毕业的一天，清华大学的山西籍同学聚会，何泽慧偶然听一位同学说阎锡山有一条规定，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有希望获得三年资助出国留学，其中有三个女生名额，每年1000大洋，她知道后回去就告诉她的父亲，何澄与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就同是“铁血丈夫团”成员，素有交往，女儿留学的申请自然不成问题。留学费用问题解决了，何泽慧立即回山西办了手续。结果事情发展的顺利超出了何泽慧的期望，以何澄的关系，山西资助了她6000元。在海外，许多人用三年的时间无法完成学业，而何泽慧有此充裕的条件，用四年时间在德国研究军工，拿到博士学位，因此她对山西家乡父老始终感怀不忘。
海外成就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德关系密切，大批学生留学德国。何泽慧选择留学德国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德国的兵工技术和理工科教育在全世界堪称首屈一指。毕业前夕，学校对男同学都帮着联系工作单位，但女同学就要靠自己联系了，尤其在推荐去弹道研究所时压根就不考虑女生，这又引出了何泽慧的很大意见。她后来回忆说 “兵工署不要我们，我自己去找那德国军事专家的老祖宗去！”，“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6年9月3日，何泽慧离开北平，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往德国。在同学的帮助下，她几天功夫就找到房子，进入了柏林大学的“外国人德语学院”学习德语，稍后进入在以理工见长的柏林高等工业学院学习物理、数学和化学。
从同班同学王大珩那里，何泽慧得知曾被邀请，担任兵工署指导两年的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现代弹道学的开创者，克兰茨教授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返回德国，并正在自己就读的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技术物理系任教。但此系对外保密，连建筑都是与其他系隔离。弹道学研究与德国的军事工业关系密切，一般不接受外国人在那里学习。一心想学弹道学的何泽慧找到克兰茨教授，请求进入这个专业。起初克兰茨教授不接受，何泽慧对他说：“您可以到中国来当我们的军工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习这个专业，您为什么不收我呢？”克兰茨教授被问住了，他也很同情中国受日本侵略的遭遇，只好说要和其他教授商议一下才能决定。后来，何泽慧被破例接受，开始以旁听生的身份听课，一段时间后才转为正式学生。她是技术物理系第一次接收的外国学生，也是弹道学专业第一次接收的女学生。学院学期课程一结束，何泽慧就进入技术物理系开始从事弹道研究工作，1940年2月，提交了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5月答辩审核通过，获得工程博士学位。
得到博士学位的何泽慧，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赶快回国，为抗击日本侵略效力，她甚至想好自己找到南京兵工署去。然而造化弄人，有国难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已封锁边境不许任何人离开。气愤的何泽慧没有办法，只好又回到她大姐的光学老师帕邢教授的家，共同熬过了几年的战时生活。
为了维持生计，她请老师帮忙推荐，进入柏林西门子公司从事磁性材料研究工作，并结识了拉贝先生（记录揭露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的作者），还亲眼看到了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和照片。1996年尘封59年的《拉贝日记》在纽约向全世界公布，时值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甚嚣尘上，极少接收记者采访的何泽慧拍案而起，1997年3月15日何泽慧在高能所向中日记者宣布：“我认识拉贝，”“我见过拉贝和他保存的照片，”“日本右翼分子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但血写的史实是不容抹杀的，拉贝日记就是铁证！”
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何泽慧与国内的家人失去了联系，万般无奈之下，她突然想到了在法国的同学钱三强。1943年上半年，法德之间恢复了通邮，但规定必须接受检查，而且每次通信不得超过25个单词。何泽慧给钱三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她与国内的家人中断音信很久，问钱三强有没有办法与国内通信，希望能帮她向亲人转达平安消息。钱三强立即按地址给何泽慧的父亲何澄去了一封信，转告了何泽慧在德国的消息，不久何泽慧终于收到了家中父母的信件。何泽慧与钱三强的这次联系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的爱情将从这里开始，随后他们开始频繁的“短信”交往。
随着战事的扩大，苏联要炸平柏林的传言让帕邢教授担心，便设法给何泽慧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而核裂变的发现和原子能的利用前景也使何泽慧感受到研究核物理的重要性。帕邢教授于是把她介绍给海德堡的威廉皇帝医学研究院的瓦尔特•博特教授，1943年11月起 何泽慧就在博特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物理的实验研究。
何泽慧作为博士后（研究助教）在海德堡期间，得到了洪堡基金会的资助（1943——1946年），成为我国第一代洪堡学者。1987年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马普学会代表团访问我国，何泽慧获得联邦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奖章，由洪堡基金会主席向她颁发。1994年，中华洪堡学者协会成立，何泽慧后来被推为名誉会长。
博特教授是德国X射线和核物理领域首屈一指的实验物理学家，因发明“符合法”获得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主要工作是建造了德国第一个回旋加速器。由于博特实验室和居里实验室的研究工作非常相近刚刚接触核物理的何泽慧与钱三强的联系更为频繁了。虽然信的内容仍被限制在25个单词，两人有时不得不“多写几封”。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关系也在科学工作的交流与合作中日益加深。
在博特的实验室，何泽慧与梅尔一起建造了第二个带磁场的云室，她利用这一云室研究正负电子的碰撞。1945年，何泽慧在利用磁云室研究锰—52的正电子能谱时，从上千张照片中注意到一种近似于S形状的奇特经迹，经过仔细分析，弄清楚了这种经迹原来是正负电子的弹性碰撞过程；研究中她还在正电子痕迹中观测到三次快正电子的湮没。仅仅接触核物理一年有余的何泽慧取得如此成绩展示了何泽慧在这方面的卓越才华。
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1945年，32岁的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向远在德国的何泽慧发出了25个单词的法文求婚信：“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请求，如同意，我将等你一起回国。”不久，他在不安中等到了何泽慧的回信：“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烂漫故事，最早见于一篇报告文学。但是钱三强与何泽慧均不同意以此作为准确无误的原文引用，更不同意脱离当时战争的大背景，过分渲染爱情。
德国投降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也指日可待。1946年春天，何泽慧结束德国的工作，到巴黎与钱三强相聚。1946年4月8日，何泽慧与钱三强到巴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办理了结婚手续，当晚在巴黎西南郊区的“东方饭店”举办了简朴而隆重的结婚晚宴。汪德昭夫妇、孟雨、王守义以及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的同事好友共30余人应邀参加，最令婚宴增辉的无疑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双双出席。席间约里奥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婚后，何泽慧与钱三强一起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的实验研究，开始了共同的科学生涯。
1946年7月，英国皇家学院邀请世界36个国家的100多个科学团体，在伦敦举办了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大会。何泽慧关于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的论文《正负电子的弹性碰撞及正电子的湮没》由丈夫钱三强在会上宣读，并被作为唯一一篇中国学者的论文载入会议报告文集，她的敏锐观察能力与实验结果和理论比较的能力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
何泽慧本来使用约里奥的云室继续做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的研究工作，不久也加入到钱三强小组，利用核乳胶为探测器研究重核裂变中的三分裂现象。在这个小组里。何泽慧接触到了核乳胶，后来改进核乳胶的制作技术成为她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1946年冬，何泽慧钱三强夫妇在实验中观察到重原子核的三分裂变，经约里奥教授推荐，12月9日在法国科学院周刊上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11月22日，何泽慧发现了一个四分叉形状的经迹，说明不仅存在三分裂，而且可能存在更多的分裂情况，钱三强观察并确定这一事例后，立即将冲洗的照片送给老师约里奥—居里夫妇。1946年12月23日，在法国科学院会议上，约里奥报告了《铀四分裂的实验证据》，并随即以何泽慧为第一作者发表。这是何泽慧最重要的发现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三分裂的解释逐步为权威人士所接受，四分裂到20世纪70年代也获得确认。
1946年，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的著名学者赵元任、李书华、竺可桢参观了居里实验室，得知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的发现时，均非常欣慰，接着国内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都登文报道。当时美国电影大片《镭的发明史：居里夫人》在中国热播，国内的核物理热正在悄悄升温，有的文章把钱三强何泽慧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7—1948年，何泽慧与钱三强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包括在《法国科学院周刊》上发表《铀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的能量与概率》和《论钍核裂变的能量》，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铀核裂变的新模式：三分裂与四分裂》，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铀核的三分裂与四分裂》等。同时她还独自完成了关于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的后续研究。
除对铀进行研究外，1947年何泽慧通过巧妙实验，推出了钍裂变时放出的动能；1948年进行了关于氟—18释放质子的分裂研究，该成果以《论氟—18的分裂》为题，由约里奥提交科学院并报告。此外，她还成功地测定了铋、铅、铂、钨等元素被21MeV中子打击时分裂截面的最高限度。
1948年前后，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受到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研究院、南京中央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回国工作邀请。由于在科研上取得的重要成就，钱三强获得了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系奖，又晋升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在法国科学界的学术地位已相当显赫，周围的人都以为他们将会长期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下去。钱三强回忆道：“我和泽慧都很清楚，继续留在巴黎，对自己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1948年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钱三强与何泽慧来到约里奥—居里夫妇家中辞行。伊莱娜夫人送给他们两句临别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月底，他们离开巴黎前往马赛。5月2日，抱着不满半岁的女儿钱祖玄登船返回祖国。
报效祖国
1948年6月10日，钱三强与何泽慧一家抵达上海，此时距何泽慧出国已近12年。因行李在海关被扣，在上海停留一个月后，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一起回到何泽慧的苏州十全老家。逗留月余夫妇俩于8月21日乘船北上到达北平，着手创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
经过一番努力，1948年9月22日，研究所正式成立。然而时局已经注定原子学研究所难以有所发展，人员、经费、设备乃至所址都要钱三强与何泽慧亲自动手、争取，好在何泽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这期间，何泽慧的工作主要是制定最新的放射性元素表，同时整理在欧洲的工作论文。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1日，北平研究院有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接管。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底，新建立的中国科学院接管了原子学研究所，因钱三强兼任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所内具体工作主要由何泽慧、彭桓武两人分管，人员也由原来的钱三强、何泽慧和助理员杨光中三人扩充至15人，他们举行学术讲演、编译大学高级教本和参考书、寻购器材、筹备实验设备和仪器，在何泽慧及其同事的努力下，宏伟的蓝图从他们手里渐渐展开。
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接管了原中央研究院，并将其与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物理物理学研究所合并，分别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5月，近代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包括原子学研究所及两个物理研究所的核物理部门，1953年又合并了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处及数学研究所的“电子计算机部分”，改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进一步充实了从国外学成的大量核物理人才。1955年后，国家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转为以原子能应用为主。
何泽慧回国后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51年，是整理其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的工作，题为《铋、铅、铂、钨等元素被21MeV中子打击时的分裂截面的最高限度》。由于国内的实验条件不允许她继续国外的研究，她的主要工作只能转向更为基础的核乳胶的制备。
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以后，何泽慧的研究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继续1949年开始的试制对带电质点灵敏的照相乳胶，二是从1950年开始同事装置膨胀云室。其他工作还有：应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后勤部要求的“原子炸弹轰炸效应及防御办法”研究中的中子效应和后续影响两项研究以及研究所德文秘书工作。1951年，研究所分为四个研究组，何泽慧担任第三组原子核物理组的负责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何泽慧的主要工作是带几个年轻人研制原子核乳胶，还指导用云室作物理工作。核乳胶的制备是原子核物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技术。核乳胶是一种特种的照相乳胶，用来探测带电质点，而且运用到宇宙线的价值也越来越大。在何泽慧的领导下，陆祖荫、孙汉城研究小组面对简陋的条件，自力更生，自己摸索，对核乳胶制备过程的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制造出了性能上达到与英国伊尔福C—2乳胶相当水平的产品，何泽慧及合作者陆祖荫、孙汉城获1956年度首次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之后他们又进一步照相乳胶增感的理论，以及学习当时苏联科学家的经验，在1957年顺利改进和制成了对电子灵敏的核—4和核—5乳胶，这标志着我国制造的乳胶已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的核乳胶事业后来逐渐衰萎，被日本超过。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定，我国的核工业开始建设，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开始建设，同时派遣科技人员赴苏联学习。10月，“热工实习团”赴苏联的科学院热工研究所学习反应堆与加速器的相关技术，何泽慧作为赴苏实习团副团长，负责在加速器及反应堆上进行核物理实验研究。
1965年以后，何泽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领导了中子物理研究工作。她围绕我国第一台反应堆和加速器，研制了几台实验设备，掌握了各种热中子和共振中子核数据等的测量方法。20世纪50年代末，她看准了中子谱学向快中子能区转移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就支持建立毫微秒快中子飞行时间谱仪。以后她又提出把原有回旋加速器改成可变能量的倡议，并支持为开拓快中子实验能区进行的硬件及软件建设。这项工作在1963年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何泽慧于1959年起任原子能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主任，领导研制设备，测定基本数据，深入开展研究，训练人才队伍，为下一步我国核武器的研制打下了基础。虽然没有去核武器研究所，但她组织了第一颗原子弹的中子源研制及氢弹重要反应截面等一系列参数的测量，完成了核武器研制与现场测试中的一些重要技术课题，为核武器的研制做出了贡献。
在“反右”、“四清”期间何泽慧钱三强夫妇受到不小的冲击，“文化大革命”伊始，更是被作为“钱何反动学术权威”一起遭到批判，家里、办公室被查抄，工作靠边站。钱三强自1967年起就被隔离审查，1969年夫妇俩又先后被发配到陕西合阳“五七干校”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继续接受审查。钱三强年轻时爱好运动，身体比较壮实，因此在干校里什么活都干。何泽慧则因身体比较“老弱”，受到组织照顾，只分配做一些看场、打钟、看水的工作。不论处境如何，她都保持着一贯的坚韧和乐观。被发配去看场敲钟，她仍然像对待科学实验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分秒不差，还曾自制观测设备看彗星。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一些下放的科学家得以返回研究岗位。1972年钱三强因患心脏病被批准回北京治疗，何泽慧也随之通过“学员鉴定”一起返回北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冲击，她坚决不回401所，从此告别原子能研究所。1973年何泽慧调入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任革委会副主任，负责宇宙线的研究工作。包括空中、地面、高山的工作，以及核乳胶、图书情报资料等。应科学出版社邀请，与钱三强开始撰写《原子能发展史话》，直到1976年春才定稿。
1977年，中国科学院终于走出了“文化大革命”，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开始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1978年何泽慧任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仍分管宇宙线室和图书情报室工作。在很长的时间里，何泽慧指导和参与了我国高空科学气球系统的建设和高空科学观测工作，解决经费、组织等实际困难，多次到野外发放场地参加和指导气球工程试验和科学观测工作，参加院气球工作讨论会，解决推进我国高空科学运载工具和科学观测工作；她培养出我国第一个气球工程博士，第一批空间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博士。虽然此后有许多工作，从提出设想、申请经费、联系合作直到现场试验，她都亲力亲为，但她从不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她不再从事直接的科学研究，也没有挂名发表过任何一篇学术论文。
经过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独立研制和发放气球的国家之一，能够生产和发放亚洲最大型的科学气球，开辟了北半球最长的气球飞行路线，在我国国防和经济发展中得到多方面的应用。
在晚年的岁月里，何泽慧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的开辟，除高空气球研制工作外，还积极支持各个有关课题的开展。2001年，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成立，何泽慧接受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用固体经迹探测器探测初级宇宙线电荷谱，用声效应探测超高宇宙线和中微子，建造大气契伦科夫望远镜，太阳甚高能粒子发射研究，HXMT卫星工程项目等一批科研课题的开展都渗透着她的心血。
工作中，何泽慧主张尽量利用简单廉价的实验条件开展有意义的科学探索，不赞成过分依靠耗资过大的高精科研设备。为尽快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她提倡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发展新的生长点。“立足常规，着眼新奇”成为她学术生涯的经验总结。
香远益清
1980年，何泽慧当选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学部委员，1994年 全部“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84岁的何泽慧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1997年，何泽慧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颁奖励证书和奖金15万港元。
自1978年起，何泽慧还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的委员。自1990年7月起，何泽慧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4年，钱三强卸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何泽慧也卸去了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的职务，也不再直接从事科学研究，但仍指导培养研究生，和中青年科研人员研讨一些问题。还不辞辛苦，奔走各地参加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北至漠河南至云南西至乌鲁木齐都留下了她辛劳的足迹。
1997年8月17日，应灵石县政府邀请，何泽慧首次回到祖籍山西。除参加县首届“8.18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参观首次正式开放的“王家大院”外，她带着女儿钱民协、儿子钱思进到两渡村参观了父亲何澄的出生地“八卦院”以及古老的“秋晴桥”，与族人进行了座谈，为家乡的“两渡小学”题写了校名。（1999年，灵石一中的优秀学生代表前往北京学习，拜见了何泽慧先生，先生为他们题写了“灵石中学”的校名。）
灵石县县名源于一块陨石，为隋文帝北巡发现便以石立县。当来到那块家乡得名的“灵石”前，一位工作人员讲起了人们匍匐到“灵石”上会听到不远处汾河流水声的传说时，何泽慧兴趣盎然，立即上前认真听了起来。摄影家侯升翔按动快门，为她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2010年3月5日，正逢何泽慧的96岁生日，灵石县派人前往北京向她表示祝贺，并特地将这张照片作为封面，制作了《灵石文史——何泽慧先生九十六华诞祝寿特刊》带去。何泽慧看到这张照片非常高兴。
2002年3月，先生还应邀为两渡小学题词“希望重视素质教育，使每个人都成为热爱祖国、诚实、严谨的中国人。”10月5日，何泽慧一行又一次回到家乡灵石，专门参观了王家大院。
2006年5月28日，由何氏十八世孙何文苑出资的“何家文化广场”在两渡落成。何泽慧的题词是：两渡人杰地灵。
1994年10月，何泽慧回到苏州和兄弟姐妹一起补办网师园的捐赠手续，22日下午，她走进了阔别62年的苏州第十中学校园，花园西北当年的“仁慈明敏”题刻还在，与学生们的座谈中，她愉快地回忆起读书时的往事。
2006年10月，苏州十中隆重举行了百年校庆，众人期盼的何泽慧却因腿伤不能前来，她为母校献上了自己的题词：爱国奋进。
1992年钱三强逝世后，何泽慧一直住在中关村的老房子里。虽然组织上多次提出给她调房，都被她婉言谢绝。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家里的布局依然和当年一样几乎没有变过，不论是我是还是书房，都尽可能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样子。
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国家是不会忘记的。在何泽慧晚年的岁月里，温家宝总理每年都来看望她。
随着年龄的增长，何泽慧的身体也日渐衰老。2006年3月，92岁的何泽慧因腿伤住院，不仅没能参加苏州十中的百年校庆和清华大学物理系80周年聚会，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到单位上班。而此次康复过程中因服用降压药，导致她脑细胞受损，在昏迷一天后，失去了记忆。也许对于一位老人来说，失去记忆也意味着忘却所有的烦恼，回归纯真。从那以后，倔强的何泽慧很少再生气，别人说个事也能笑上半天。
虽然何泽慧已无法工作，但她始终惦念着研究所。2011年3月1日，天气稍稍转暖，何泽慧就在钱思进的搀扶下回到办公室。拿起新到的杂志还信件看一看，然后坐在椅子上沉思。这是她最后一次去办公室。一周后，她因肺积水住进协和医院。2011年6月20日7时39分，何泽慧安详离世，享年97岁。根据先生生前的意愿，葬于福田公墓父亲何澄与母亲王季山的墓旁，钱三强就在几十米外不远。她愿意回到父母身边，永远做父母的女儿。整整100年前，居里夫人获得第二个诺贝尔奖，为妇女赢得无上的荣誉。中国这位同样杰出朴实的女科学家，也和居里夫人一样长眠于夏天。
梳理何泽慧的科学生涯，她始终在科研第一线，并且始终位于第一流的科学家群体中，从而在我国科学家网络中拥有特殊的地位。
一个“科学家”的家族脉络。大姐何怡贞，是中国美学生中较早的物理学女博士，金属物理学家，最早标定并发表钇从可见光到紫外线的光谱线；大哥何泽明，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国的机械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曾担任北京钢铁学校副校长；弟弟何泽涌，留学于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部，先后在山西女子学院、山西医科大学任教授，从事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研究；妹妹何泽瑛，植物学家，在台湾大学读研究生，又入协和医学院生物系学习，曾在中科院上海生物研究生工作，后转入中科院南京植物研究生从事种子学、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在南京中山植物园任副研究员；弟弟何泽源，先后任太原纺织厂副工程师、绥远毛纺厂技术员、保定制油厂化验员；弟弟何泽诚，在重工业部、冶金部、地质部所属单位从应用地球物理方法与仪器装备研制、开发、推广应用工作，为高级物理勘探工程师。弟弟何泽庆，地球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大连理工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是温家宝总理大学期间非常尊敬的老师。
最早将西学引进近代中国，编写《物理学》的舅舅王季烈；著名的数学家、机电专家舅舅王季同；留学日本，清政府嘉奖“工科举人”的舅舅王季点；我国最早的机械工程专家，曾先后任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北洋大学代理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等职的舅舅王季绪。以及与她丈夫钱三强同为科学院1955年当选学部委员的姐夫葛庭燧、表姐夫陆学善、两个表弟：王守武与王守觉。
一个“学部委员”的师生群体。在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10名同学中，有3名是1955年的学部委员；而她的老师老师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及王淦昌、彭桓武等一大批学长学弟也在名单中。
这清晰地反映了家族传统、地域文化等在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何泽慧先生在百年的历史风浪中，无论命运卷苏开合，始终求真、叫真和率真。一百余年前，居里夫人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她的光辉照亮了许多杰出的女科学家。何泽慧在居里实验室不仅做出了重要的科学成就，也汲取了居里家族的优秀品质，并使之在中国生根发芽。2011年何泽慧去世后，李政道在唁电中写道：何先生是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她以满腔的热忱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她积极推动了祖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欧洲核子中心的《快报》期刊在2011年度最后一期刊登长篇纪念文章《何泽慧：沿着不同的道路》，称不少女物理学家怀有抱负，只是没有人再像居里夫人那样获得世界声誉，从而较少为人所知，何泽慧就是其中之一，“她热爱她的祖国和科学，并成为两者的象征。”这是国际同行对何泽慧一生贡献和品质的总结和纪念。
